那必要性在當時是如何產生的？
經文：《詩80:3-4》
序論：我們很清楚我們的身份不但是新教徒，還是改革宗信徒。改革宗信徒的突出之處不僅在於能夠瞭解改革運動以及其中的歷史，還在於瞭解什麼是改革宗神學，以及它與當今大多數基督教福音派信仰的細微差別，其中一個關鍵重點就在於我們對加爾文主義五大要點的理解。當然改革宗教導不僅限於加爾文主義的五大要點，它還是我們神學發展的十字路口，並影響著我們對信仰的理解。所以，我們不是通過持守亞米念主義的福音派神學來建立對基督信仰的理解，就是通過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神學來建立我們對信仰的理解。加爾文主義五要點並不是要高舉加爾文，乃是要帶出我們所嚴謹視為的改革宗教導。改革宗信仰告訴我們，今天我們仍然在歸正。改革宗信仰不單單只是一個概念、一個學派，或是有關改革的歷史記載，或只是迷戀改革，否則我們就失去了意義。我們要做的就是使信徒能夠理解改革宗信仰精神，以致他們能夠竭力活出那歸正信仰。
這本書的主題就是改革或是歸正教會的必要性（改革跟歸正是通用的）。我先在此聲明，我所要分享的很多內容取自於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以及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第三任院長戈弗雷（W. Robert Godfrey）的一些教學系列總結。
1、歸正教會的必要性
我會談到歸正教會的必要性，特別是改革家在改革時期非常嚴重地挑戰羅馬天主教的信念以及習俗。我也會談到加爾文所提到的教會需要歸正的地方，同時也讓大家看到歸正現今教會的必要性。整個系列源自於1544年加爾文寫的一篇大約一百二十頁的論文，其主題是改革教會的必要性。為什麼加爾文要寫這篇文章？他以怎樣的方式來寫？加爾文的這篇論文會幫助我們思想教會的重要性和中心性。
（1）教會是由罪人組成的
讓我們拋開其他不談，思想真正的教會是如何形成的？記得基督曾經說過，祂會建造祂的教會，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所以教會不是人造的，也不是由任何文化或按任何風格建造的，乃是由基督建造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勝過基督所建造的教會。我們的主已經把教會定為基督救贖工作的中心。主耶穌正在召集一群人，也正在創造一群新的人類，就是祂所建造的這個教會。如果我們看教會歷史，就會發現教會需要一次又一次被歸正，正如戈弗雷所說，教會需要重整、更新、復興、重組、重塑，很多的“重”，這個“重”源自拉丁文。所以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重做、重建，使它重新煥然一新。它這樣被毀壞，我們需要重新復興它，這是一個持續性的需要，並不是因為基督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或是不完美，也不是因為神的話沒有清楚地引導教會，事實上教會是由罪人組成的，而罪人以及我們裡面的罪性妨礙了教會的建立。罪人可以使教會外觀非常漂亮，但教會裡面卻是那麼缺乏、不潔淨、盲目，這是真實的。教會是充滿罪人的地方，罪人不但在道德方面犯錯，也在理性、神學、禮儀、教會的事上犯錯，所以教會一直都偏離正軌。這是我們在舊約看到的。《詩篇80：3-4》裡的詩人這麼說：“神啊，求禰使我們回轉，使禰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耶和華萬軍之神啊，禰向禰百姓的禱告發怒，要到幾時呢？”舊約信徒常常經歷與神分隔的感覺，所以他們需要禱告，叫神使他們回轉。神的子民常常拜偶像，還與外邦人結婚。當敬畏神的一個君王離世了，就出現不敬虔的一個王統治以色列，叫以色列進入各樣不敬虔當中，這是我們在舊約反復看到的。
而在新約，我們也看到類似的事，所以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就是為了改革他們、歸正他們。不管是分裂、紛爭，還是教會有人公然犯罪、濫用恩賜、看小肢體，或是質疑保羅的權威，教會都沒有好好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會感到驚訝——一個使徒所建立的教會，並且也花很長時間牧養的教會為什麼還是很迅速地走偏呢？我們也看到加拉太教會起初領受福音是何等喜樂，但保羅離開不久，他們就掉入另外一種福音，這也正是我們在新約裡看到的一些情況。所以我們不能天真地以為若有使徒這樣教導，或者有改革宗教導，教會就不會有問題。教會是由罪人組成的，罪人會懷疑，罪人會批評——並不是因為他們認識真理，而是很多時候他們對真理是盲目的，尤其對自己的罪是盲目的。他們常看到別人的罪，看到別人犯錯卻合理化自己的錯誤，看不見自己的罪。他們一旦在恩賜或是知識方面比別人優越，就看不起那些不如他們的。因為罪以各樣的形態出現，所以教會才需要不斷地被歸正。因此我們要學習加爾文在十六世紀談到的教會改革，並思想、聯繫現今時代教會能從中學習什麼。
（2）今天的教會需要歸正嗎？
我不想製造任何假像，因為今天的教會還是一樣不完美。回到加爾文的論文，我們必須恢復教會的改革和重要性，使其更接近神理想中的教會。加爾文講到歸正教會的必要性，其關鍵字是“必要性”。加爾文要強調的是在整個教會歷史中教會的殘缺問題已經嚴重到不能再拖延了，絕對有必要即刻改革。那麼，我們現今教會確實有必要歸正嗎？我們需要歸正嗎？我們這個系列所要做的主要是嘗試跟隨加爾文的思想來瞭解他所處的時代，然後嘗試從加爾文關於改革教會的必要性的論文中汲取他的見解來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的教會。但我們也要記住，加爾文活在一個與我們非常不同的時代，他在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他的社會跟我們今日不同。所以我們有時非常難理解、難進到他的世界來瞭解他當時為什麼提出那樣的論點。但我們也可以從來自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代的論文得到一個不同的眼光，他的論文在某方面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我們自己。首先，我們並沒有捲入那個時代的激烈衝突當中，其次我們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加爾文的論文，就好像我們有機會看另外一種文化、另外一個世界，也能很客觀地看待當時所發生的情景。當你學習他的論文時，你可能會發現，你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基督信仰生活也有這樣的缺陷，或者你會發現你來教會很久，但原來你一直都錯過了教會的重要中心。所以，我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這就是我們學習改革宗的其中一個好處。雖然我在本地的宣教事工非常忙碌，但我看到這樣學習的益處，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比較關注當下的工作、事工、家庭，所以我們更要反思加爾文的論文精神，以致我們更能夠明白當今教會的狀態，更願意恢復教會的歸正，這也是我們教會有異象要做的。當我們更深地進入改革宗培訓時，我們也要使我們的本地宣教事工朝著那個方向前進。現今時代並不缺少教會，但我們缺少那些看到要改革並知道要改革什麼和怎樣歸正的教會。
（3）那必要性當時是如何產生的？
1）論文背景：1544年之前
加爾文的論文寫於1544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當時加爾文相當年輕，差不多三十五歲。他曾在日內瓦（Geneva）擔任牧師，後因神學衝突被流放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541年他又回到日內瓦。他起初當牧師並沒有很輝煌的成就，但他已經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為一位了不起的神學家，也是“第二代改革家”中最傑出的人之一，僅次於馬丁路德。當時馬丁路德還活著，還非常有影響力。加爾文在新教神學家當中也可說是一位後起之秀，但在1544年，他的人生和事業幾乎到了尾端，最終於1546年二月份離世。
當時的歐洲情況額外複雜和艱難，尤其在政治方面。在1544年歐洲兩大政權彼此爭戰，當時羅馬皇帝查理五世跟法蘭西的國王弗朗索瓦一世頻繁爭戰。因為當時查理身為神聖的羅馬皇帝，不但統治著羅馬帝國，還統治了德國、奧地利那些地區，包括荷蘭北部、西班牙南部，還有義大利的大部分地區。我們大概瞭解一下古時歐洲的地理位置。查理五世統治的這幾個國家的中間就是法國，所以法國必然感到被包圍、被威脅，但法國有單一、集中的國家優勢。雖然查理統治很多地方，但他有一個劣勢，就是他的土地很遼闊，卻非常分散。而且這些不同國家都有各自的語言、傳統、政治、生活處事方式。他們都希望查理皇帝跟他們住在一起，並靠近他們。所以當他在西班牙時，荷蘭人不高興；當他在荷蘭時，西班牙人就不高興；當他在義大利的時候每個人都不滿意，所以他有一個巨大的治理問題。查理與法國國王之間有很多紛爭。在1542年，新的義大利戰爭爆發，並持續了很多年。當時法國感到非常無助，就與土耳其的蘇丹（蘇萊曼一世）有一個軍事聯盟，因土耳其就在那附近，那是一個非常離譜的局勢。因為一個基督教的君王竟然與不斷威脅歐洲的回教君王結盟，蘇萊曼當時已經佔領了匈牙利，他也已經非常靠近奧地利的維也納了。當時歐洲受到非常嚴重的威脅，但法國國王卻與這個人結盟對抗神聖羅馬皇帝。所以當時的戰況非常複雜。
查理當時也面對路德宗在他的帝國興起的問題，尤其是在德國。我們不難猜到為什麼路德宗來自德國，因為馬丁路德是德國人。因為路德的影響，在那個地方有很多路德宗的領土，這令皇帝非常不開心，他根本就不支持新教。因為查理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深信羅馬教會才是唯一真實的，所以他也認為自己身為神聖羅馬皇帝有責任阻止在他國土裡面的異端，卻因很多勢力限制著他，使他不能專心對付新教徒。他雖然因新教勢力的成長而非常困擾，但他也掙扎著要守住他的帝國不被法國和土耳其增強的勢力所打倒。而且因為某種原因，義大利的教皇也不支持查理。所以，這一切動態限制了他。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情況下，查理時常回到德國領土召開會議。當時這個會議就好像我們今天的國會，各領地、各城邦的王公貴族和首領都齊聚一堂，當中也有新教徒，就是那些有錢有勢的路德宗信徒。所以，在戰爭當中的查理必須召開這樣的會議，因為他們在這會議中可以批准稅收，以及徵兵。因為戰爭需要錢，也需要軍隊。在十六世紀，政府需要用現款來支付戰爭的開銷，那時候沒有紙幣，也不能印鈔票，他們貸款也有限，但要有錢才能夠開戰，所以這就需要國會批准徵收稅務。如果錢不夠了，就要停止打仗。這就是當時的問題。當時這個皇帝面對來自東方的仇敵，就是這個回教的國王，也面對來自南方的仇敵，就是法國，所以他非常急需錢和軍隊。而路德宗的王子知道皇帝有急需，就認為他們有了優勢。他們在這個國會不但要談論稅務的問題，還要談起宗教的課題，並在靠近沃木斯（Worms）的斯拜爾（Speyer）召開了幾個會議。若你好奇“新教”這名稱的由來，它來自1529 年的斯拜爾議會，當時貴族們抗議執行《沃木斯法令》，因為這法令規定路德宗的擁護者所有的財產將被沒收。在1521年舉行的沃木斯會議（Diet of Worms）上，羅馬皇帝禁止了路德的著作，並宣佈路德為一個異端信徒。在1529年的斯拜爾會議中，許多人抗議沃木斯法令，他們要求寬容，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是異端，不能沒收他們的產業。那個時候皇帝就把他們稱為抗議者，因為他們一直在抗議，後來這些抗議者就被稱為新教徒，那就是改革運動的開始。對改革家來說，那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但上帝卻帶動整個局勢來幫助改革家。為什麼皇帝沒有強硬地對待這些新教徒呢？簡單來說，是因為當時的爭戰以及各樣緊張的政治局勢。在1540年代的會議當中，常出現這樣的情形——皇帝會跟新教徒說他們是異端者，新教徒會對此提出抗議，然後皇帝會說是教皇這麼認為的，新教徒就會反應，這樣一個宗教主張需要在議會中討論，他們會把他們的案子提交給議會，看議會委員怎麼說。議會是一種正式會議，羅馬天主教會在這樣的會議中回應新教徒在教義上的挑戰。皇帝會跟新教徒說如果他們批准讓他得到金錢以及軍隊，他就會將宗教的事延後到議會才討論。皇帝與新教徒之間時常有這樣的談判。
2）論文背景：1544年之後
以上所講的是在1544年之前所發生的背景。加爾文所寫的論文《改革教會的必要性》是在1544年的斯拜爾會議上呈現的。與之前的會議一樣，在這個斯拜爾會議中，新教徒尋求寬容，皇帝不想寬容他們，但他願意遲些時候再反對他們，因為他想先得到打仗的經費。為了籌備這個會議，斯特拉斯堡的一位知名改革家馬丁·布瑟（Martin Bucer）說，他們在會議上需要一份書面檔辯護他們的立場。每個人就開始問，誰能夠為他們寫出這個辯護論文？布瑟就提議讓加爾文來寫。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選擇，因為路德宗信徒與改革宗信徒之間的關係一向不是很好，他們的教義有輕微的差異。但當時的加爾文還不太出名，所以對路德宗信徒來說，加爾文不太有爭議性。當然，那時也沒有人會想到加爾文最後成為了改革宗神學之父。總之布瑟叫加爾文寫那論文，過後加爾文的繼任者貝紮（Beza）稱加爾文的論文《改革教會的必要性》是那個時代最有力的著作。那個論文在1544年的斯拜爾會議被提交給了皇帝。
3）這篇論文是針對誰寫的？
我們要思想整個背景，以及神在當中做了什麼。這個背景很重要，因為它影響了加爾文如何寫他的論文。如果你是聰明的，且被邀請來寫一篇文章，你一定會問，你是為誰而寫？是針對誰而寫？誰會讀這篇論文？你希望從中得到怎樣的結果？加爾文寫這篇論文時，他並不是被邀請來對宗教改革的所有內容進行細緻的神學論證，也不是寫給神學家、牧師、神父以及主教，而是要寫給普通人，寫給一些王子、貴族。他並沒有被要求提供一個非常有道理的聖經解釋或神學論證，而只是被邀請說明為什麼現在必須改革教會且不能緩慢地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加爾文就以一種非常有趣的方式闡述他的論文。但我們要記住加爾文的物件並不是神學家。史普羅說過“人人都是神學家”，因為每個人對神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我要講的是那時候加爾文並不是寫給非常有學術性的神學家或是自認為是神學家的人，大多數信徒並不是很學術性，所以加爾文想激發這些人來思想。因此，加爾文在這論文的開頭說，他是針對一些溫和派、適中的人而寫的。我不知道加爾文是不是以一種非常委婉的方式來說明，因為在當時的會議中並沒有很多溫和派或是適中的人，大多數人在會議當中已經有了定意，有了主意。可能我們不是非常明白兩極分化的社會是怎樣運作的，只懂你是左派右派，你支持同性婚姻，我不支持同性婚姻等等。但十六世紀的德國兩極分化非常嚴重，一方面有天主教徒，另外一方面有路德宗，他們都非常堅持己見，但當時也並沒有任何大的運動來改變他們的各自立場。
加爾文想對任何可能認真思考教會問題的人表達一種通情達理的心意，所以他試圖為教會最明顯的問題呈現一個非常合理的辯護。有時候到一個地步，你不需要太過批判性，只需要在顯而易見的事上保持理性和合理，所以加爾文就提到一般人會注意的事情。我真的很欣賞加爾文，他在神學方面是何等有深奧思想的神學家，但他也能夠將深思熟慮的觀點傳達給一般平信徒。他的思想不是停留在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上，也沒停留在只喜歡深奧的教義概念以及與知識份子辯論的那種滿足感，而是能夠掌握問題的重點，並將重點內容實際和必要地傳達給一般普通人。但當今在許多追求改革宗教導的人當中，卻很少有這種精神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在地球的這一端，改革宗教會並沒有很活潑地成長。我看到大多數改革宗信徒只堅持對改革教義那種崇高的看法，但無法與普通人溝通，也無法說服溫和派、適中者，並引導他們去思考。在當今許多教會當中，改革宗信仰僅僅等同於“加爾文主義五要點”，或是部分性的改革神學。但我們從加爾文的論文當中會看到一個更大的圖景。
2、加爾文的《改革教會的必要性》的三大段落
我認為加爾文采用了一個非常刻意、有趣的策略，也是我們要探討並應用在我們時代的策略。加爾文的論文組織有三大段落。
（1）教會中的弊端
他在第一個段落提到教會的弊端，就是哪裡出錯了。
（2）各個補救措施
他在第二大段詳述了改革家針對這些弊端所採取的各種補救措施，也指出發生了什麼變化。
（3）立即改正
他在第三個大段說明為什麼改革不能再拖延，必須立即改正。
所以，加爾文是先探討弊端，然後再談到補救措施，再就帶出改變的必要性，接著他要求即刻修改。我們在這本書中要緊跟著加爾文這樣的思緒。
1）我們需要做什麼？
既然有必要改革，他就提到我們需要改革什麼？我們需要做什麼？當時的教會應該做什麼？當今的教會又應該做什麼？
2）如何去做？
加爾文也提到如何去做？他的論文45%的部分提到如何去做。我們或許會以為他會把重點放在“要做什麼”，但是他卻關注“要如何去做”，這顯示他很實際。有些人不願意改變，是因為他們卡在那個“怎麼辦、如何去做”方面。有些人即便被說服了，但他們因不知道如何進行，就放棄了。當今有些信徒可能會說他們多多少少被改革信仰說服了，但他們一直都跟從隨亞米念主義，他們的教會、基督徒朋友也都是亞米念信徒，他們不知道要怎樣活在他們當中，也不知道如何在福音派的群體中服侍，不知道如何應對如今靈恩派教會的一些做法，所以他們就卡在那個“如何進行”的問題上。當加爾文把重點放在“如何做”時，我想他必定認識他所活在的時代，也清楚他在向怎樣一個群體說話。當然，我們在我們的時代有我們的做法，那跟加爾文時代不一樣。相對而言，我們的時代可能沒有加爾文時代那麼複雜，因此我們該如何做或許跟他完全不一樣，同一位聖靈會以不同的方式引導我們。然而我們還是要思想該做什麼？該如何去做？
3、加爾文的《改革教會的必要性》的四個主題
加爾文在《改革教會的必要性》的三個大段當中談到四個主題。那麼，如果你是加爾文，你要寫這個論文，你會專注哪四個主題？你認為若要改革教會，哪方面最重要？
（1）敬拜
對加爾文來說，他首先提到的是敬拜。這非常有意思，因為在我們現今時代，敬拜並不是一個爭議性的課題，每一個信徒都敬拜神，但每一個信徒對敬拜的定義又不同。加爾文堅持認為敬拜必須單單以神的話語做規範，他也深信人所發明的那些未經過神話語認可的敬拜方式嚴重冒犯了神。但我看到現今有很多教會以這樣的形態敬拜神，他們的敬拜完全沒有強調神的話語。
（2）得救
第二個主題就是救恩或得救。救恩和稱義是改革家和羅馬天主教最尖銳的爭議，他們一直爭論不休的就是人究竟是因信稱義還是因行為稱義。當我們講到救恩、得救時，一定會談到稱義。
（3）聖禮
第三個課題就是聖禮。我們要思想對教會很重要的聖禮到底是什麼？它們是怎樣被施行的？但加爾文感歎早期教會在聖禮的教義和實踐方面普遍施行的簡約作風已經遺失了。他認為人們正在用浮誇的儀式娛樂自己，卻對聖禮的重要意義和真理隻字不提。加爾文堅持認為，除了崇拜偶像之外，受上帝最嚴厲譴責的就是錯誤地認為對上帝的敬拜僅在於外在形式。
（4）教會的治理
最後加爾文講到教會的治理，他深信教會過分以人的傳統在運行。其實教會應該被神和祂的話治理，而不應該靠人的聰明所發明的方法治理。當你思想這四個主題，你會想到底什麼東西被遺漏了呢？有些人會問，為什麼聖經的權威沒有包括在其中？其實聖經的權威時不時也會被提到，但加爾文將這四個主題稱為教會的靈魂和身體。加爾文說靈魂叫你活著，那麼一個活著的身體跟一具屍體的分別在哪裡？分別就在於靈魂。當靈魂離開身體，那個身體就變成一具屍體。靈魂就是賦予生命的元素，賦予教會生命力的就是敬拜，以及救恩，這就是教會的靈魂。另外，教會的身體就是靈魂做工的器皿，就是聖禮以及教會的治理。可能大家對後面這兩個主題感到比較意外，因為現今教會的講臺很少提到聖禮以及教會的治理。但教會運作很多時候都包括了聖禮和治理。我們將在接下來幾章多分享、多思想、探討當時以及現在歸正教會的必要性。
禱告：神，我們感謝禰，禰不但給了我們禰的話語，禰在教會歷史當中也給我們很重要的改革家很重要的作品來祝福後來的世代。所以當我們學習這些改革家所留下的著作，我們很感恩。很多時候我們太過沉迷於當下，有時候也有盲點，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或者我們看到事工的成功，所以就安逸、自滿起來。但是我們從宗教改革運動所面對的挑戰，看到我們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求神禰借著這個改革宗培訓做復興的工作，叫我們在學習改革宗信仰時，有個人的興趣，可以得著新的亮光。求神讓我們不要看不起那些軟弱的教會，而是懂得怎樣建造它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